西夏瓷瓶惊现田间

　　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在地里取土的农民准备拉完最后一车土就收工，可在铲土的过程中他们忽然听见“咣”的一声。最初大家都以为是铁锹碰到石头上了，可往下一挖发现地里埋着什么东西，隐隐透出柔和的光芒。“快停下，不要把宝贝挖烂了！”眼尖的人连忙大喊：“这是瓷器啊！”考古人员在接到报告后赶到现场展开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一处瓷器窖藏，为圆形土坑，距地表约1米，窖坑直径达3米多，四周既没有砖砌，也没有木板挡土，里面堆满瓷器残片。按堆积的规整状况分析，窖主当时窖藏时十分仓促。经专家考定，此为西夏窖藏。

　　在清理碎片时，出土了几件完整的精美瓷器，其中一件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此瓶高39.5厘米，形制颇似中原地区常见的宋元经瓶，瘦劲挺拔，小口，口外有较宽的边唇，似蘑菇状，束颈，斜肩，深腹，平底。胎为浅棕黄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进行花纹装饰，腹部为两个对称的花形开光，内饰花纹主题为折枝牡丹花，以零乱的牡丹叶子填空，下腹部刻画一鹿纹。回首做惊吼状，口吐云雾。近底处及底部均未施釉。

　　“经瓶”一词，始于宋代，是一种身形细高修长的酒瓶，专家引据有关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考证出土的褐釉剔刻花瓷瓶即为“经瓶”，是盛酒的酒器。西夏党项族向来崇尚武功，凭借武力与宋、辽抗衡，尤其在夏景宗元昊和夏毅宗谅祚时期，势力迅速扩大，当时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这件西夏褐釉剔刻花瓷瓶，出土在内蒙古自治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此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珍藏有一件白地黑花猴鹿纹瓶，形状和制作风格皆与这件瓷瓶相同，据说在甘肃境内也出土过类似的瓷瓶。这些酒瓶可能均为西夏人之遗物。它存在于残破的窖藏，或许就隐含着一段悲壮的历史故事。

　　西夏酿酒历史悠久

　　作为我国古老羌族一支的党项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苍茫辽阔的青藏高原上，他们生性豪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内迁之前，他们以游牧为主、尚无农业时，虽“不知稼穑，土无五谷”，就已“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旧唐书·党项传》），这是中国北方有麦洒的最初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说党项人旧有“烹牛羊、具酒食”的习俗。《新五代史》和《五代会要》均载有：五代后梁明宗时，党项之众竞赴中原都下卖马，明宗都“劳以酒食．．．．．．党项羌商人开胸畅饮”。淳化初年，继捧服附宋室，太宗送以“茶百斤，上酝十石”。可见党项民族在酿白酒、饮酒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党项族内徙后特别是西夏建国，随着农耕的出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与外界的广泛交流，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酿酒图》，画面中央画一灶台，上安一套层叠覆压的方形器皿，一妇女外穿浅色长袍，左臂卷袖，手握吹火筒蹲在灶前添柴烧火，火膛内炉火正旺，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另一妇女穿深色对襟大领长袍，立于灶台旁，手持陶钵，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若有所问，像是品尝后评说新酒的优劣。灶旁左侧放置酒壶、贮酒槽、木桶等用具。图中二人均为妇女，应是家庭酿酒的写实，传世的酿酒图很少，封建时代妇女酿酒图更为罕见，可见西夏家庭酿酒已盛行于农家。对于这幅酿酒图中的酿酒器，著名英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和他的助手何丙郁先生考证为蒸馏器，所表现的酿酒技术也是在制造蒸馏酒，即俗称烧酒、今称白酒的含酒精较高的饮用酒，这一观点也被我国大多数科技史学家们所接受。宋代以前，人们饮用的多有谷类酿造的米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发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蒸馏酒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如果李约瑟先生和何丙郁先生观点正确的话，画上的蒸馏器要远比1975年12月在河北承德青龙县土门子乡发现的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16－1189年）铸造的俗称“烧酒锅”的黄铜蒸馏锅时间要早得多，所以也更为珍贵。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酿酒的记载，还发现了“黄酒”的记载，虽说黄酒生产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但黄酒的名称此前却似乎从未见过，这些充分反映了西夏人对酒制作方法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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