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美国大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写出了奠定他世界声誉的旷世之作《愤怒的葡萄》。这部表现“百姓苦”的长篇小说以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描绘了约德一家人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之后，将家中财产变卖，驾驶着换来的一辆破汽车，一家 13 口向西逃荒的“苦难历程”。当时的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去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加州也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书中，斯坦贝克不时打断故事的叙述，插进一些简练的、印象式的段落，取得有趣的对位衬托效果。全书仿佛是一个高明的纪录片导演在拍摄，扫描与细腻刻画结合，一幕场景换为另一幕场景，一个焦点转到另一个焦点，详略得当，从容自然。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控诉、也是对西南部农民糟蹋土地的尖锐批评。其特色在于它逼真而详细地描绘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大沙窝地区美国农民的情况。1962 年，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他在答谢演说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人类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心灵和精神——面临失败的勇气，勇敢无畏的精神，宽恕和仁爱之心。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宣扬和赞颂这些。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热忱地相信人类有自我提高的能力，就不会献身于文学，也不能算是文学界的一员。”他的许多作品都以美国的土地和平民为题材，替穷苦人说话，为被压迫者申辩。刻画了众多富有个性的真实可信的人物，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

　　这部饱含着愤怒、反抗压迫、无情剖析“美国梦”破灭的长篇小说曾备受争议。1940 年，该书被美国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搬上银幕，成为风靡国际的电影杰作。我不知道，作者为何取名为《愤怒的葡萄》。在电影中，只有两处似乎有与葡萄相关的暗示：一是亨利·方达扮演的主人公在逃跑时隐蔽在一片葡萄藤遮盖的地洞里；还有就是他在觉醒后，说到不公的社会种植了他们的愤怒的话。影片结尾，他在告别母亲时，以近乎宣誓的口吻说：“凡是有饥饿的人们为吃饭而斗争的地方就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就有我在那里；当人们愤怒的时候，他们的呼声里有我；当我们的孩子有丰盛的晚餐吃的时候，当我们的百姓住上自己建造的房子的时候，他们的笑声里也有着我。”

　　这部影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女配角两项大奖，更被美国电影学会多次选入“十部美国最伟大电影”之一。它不仅是约翰·福特的杰作之一，同时它也借助影像记录了当时美国社会的辛酸、悲痛，在电影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品质。我在 2000 年的春天看了这部巨片，隔着 60 年的岁月，仍能感受到它的雄浑气魄、强烈的愤怒以及人性的光辉。

　　我们无法确知葡萄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葡萄的愤怒是葡萄种植者的愤怒。

　　与美国的《愤怒的葡萄》不同，2003 年，法国拍摄了一部直接表现葡萄“愤怒”的影片，但那愤怒的结局却是美满的。故事全部围绕着葡萄园展开：皮埃尔和妻子、儿子、女儿在世代相传的葡萄园里以种植葡萄为生。同为葡萄种植主的诺尼因经营陷入困境而自杀，随之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也打破了皮埃尔一家平静的生活。雹灾之后，皮埃尔的葡萄园几乎颗粒无收，迫不得已的皮埃尔只得向法庭申请破产。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个歹毒律师怀着私欲答应帮他申请低息贷款。然而律师的阴谋让皮埃尔在八个月后彻底失去了葡萄园。绝望的皮埃尔从法庭归来后，趁妻子不在用剧毒农药毁了整个园子，并为此被捕入狱。皮埃尔的遭遇引起了葡萄农会的极大愤怒。在记者和各方倡议声援下，皮埃尔化险为夷：迫于农会和媒体的压力，监狱释放了皮埃尔，虽然失去了土地和家产，他却以高超的种植技术而得到了盛情邀请。在妮珂尔的葡萄园，皮埃尔一家又找回了先前的美满与幸福。没有常见的法国式浪漫激情，也没有法国喜剧惯常的过分嬉笑，影片取了一个折中的姿态，以一个普通葡萄种植主的艰辛历程，讲述了法国农民的艰难境遇。影片的中文译名也叫《愤怒的葡萄》，但在故事的高潮里，像葡萄一样淳朴的法国农民已经失去了“愤怒”，更不愿因愤怒去抗争，皮埃尔已经从愤怒到觉醒再到恬淡与安宁。年轻时的愤怒终将化为暮年的包容与仁慈，重归的温馨，把当年的愤怒消磨得没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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