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两次大战和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红酒价格一落千丈，红酒王国波尔多的名牌品种布根尼、波尔多、玛高等大多易主。70多年后，波尔多、布根尼们的混血或变种：威龙、长城、香格里拉们，在向以白、黄两酒主宰乾坤的国度，无论销量和普及率，都大呈急起直追之势。如此“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咸鱼翻身，却也是当年江山易帜的波尔多酒商们所未曾始料的。

    对于红酒，不说敌对，我一直抱敬而远之、抵触有余的心态。抵触倒不是它的口味和品性，而在于它过于暧昧的情调和色彩。如果说白酒是豪爽直率的北方汉子，黄酒是柔里有刚的江南小生，那么舶来或混血的红酒，无疑只是过于妩媚的风尘女子。妩媚本来就具“颔首敛眉，便顿生三分怜爱”的魅力，东西方文化虽然不乏差异，但对妩媚的占有欲或侵略度大致如出一辙（何况是风尘女子一般的妩媚）。因此，红酒的流行，想来也是出于“食色，性也”的本能了。

    然而也因为妩媚，暧昧和矫情，亦成为红酒珠联璧合、仿如孪生的独有语境。如此的场景不仅止于时尚嗲噱的影视剧或斑斓纷纭的荧屏：烛光妖娆的酒吧、纱帘低垂的内室、温文尔雅的酒会、性情迷离的Party、杯盏交错的包厢，抑或踌躇满志的签约仪式、眉飞色舞的奠基典礼等等，等等，妩媚的红酒无一不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或道具。

    当年头戴高顶帽的波尔多酒商，为红酒精心打造了一个具“返老还童功能”的神话；时下身穿广告衫的推销小姐，则随口吐出“能降低血压”的噱头。神话也好，噱头也罢，其实骨子里都是因红酒“风尘女子”般的妩媚，与热衷于时尚的媚俗，颇为暗合罢了。

    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红酒，其身份的显贵，当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成为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皇帝的御用酒以后。此后，从拿破仑到雨果、大仲马，从巴尔扎克、俄国沙皇到19世纪初美国总统汤马士·杰佛逊，都与红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红酒的妩媚，似乎更具贵族或绅士式的蛊惑。

    贵族和绅士，本来就是连“外面穿长衫，里面穿汗衫”的穷酸文人都梦寐心仪、能一近芳泽便三日不思肉味的情结。所以能一杯红酒在握，对许多人来说，便仿如成了绅士、贵族，或准绅士、准贵族。哪怕这样的亲近，颇有喊声“革命了”，便成了革命党的阿Q之嫌。

    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盛行，除了大片，除了街舞、西餐、高尔夫，除了遍布都市、小城的咖啡馆、肯德基，还有一个重要的标记，便是妩媚的红酒，如风尘女子一般的流行。

    说不准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盛行，是喜是忧，但对民族文化的侵蚀和颠覆，怕也是水滴石穿、溃于蚁穴的。只不过如红酒一类，因袭了妩媚的情调和色彩，更具蛊惑的魅力而已。就像19世纪波尔多的许多红酒商人，眼红于红酒的利润，却忽视了病毒对葡萄园的侵害，买一块葡萄园成为实现最快“负资产”的途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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