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家在曼哈顿上城、大都会博物馆旁边。这是纽约市有钱人住的地方，楼层都不高，外表也不起眼，但里面设施豪华。郁郁葱葱的中央公园就在邻街，纽约市几间好的法国餐馆也聚集于此。宋美龄在两年前卖掉了长岛别墅，迁入此地安度晚年。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我有幸陪同国内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到索罗斯家中作客。
“不要把红酒剩在杯里”
索罗斯住的公寓楼门厅不大。门房问个好，随便给我们指一下电梯方向。上了楼，电梯门一开，就是他的家。这一层看来都是他的，几个房间连成一片。家中陈设朴实而有品位，像欧洲人的风格，没有多少显示主人身份地位的摆设和照片。
索罗斯穿了身正式的西装接待我们。一般讲，在家里待客是亲切的表示，比到餐馆请客显得对客人更为重视。那天，虽然在家里，却没有女主人。只有他的助手，同样一身西装革履，另一位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我多年前在一本介绍索罗斯的书中见过索罗斯妻子的照片，印象中是一位身材修长、气质优雅的女性，但那天没有出现，索罗斯也未作解释。用餐时又有专门侍者，虽在家中，似乎与在餐馆没什么两样。
索罗斯家中的侍者身着白色制服，一直忙碌着。虽然只有7名食客，一顿饭工夫他来来回回跑了十多次，一会儿端面包，一会儿拿酒。吃牛排时他端上了一瓶红酒，给我斟酒时，我斜眼盯了酒瓶，看到是来自法国著名酒园1983年份的陈酿，已存18年了，酒色浓厚。因为我对红葡萄酒有一定的知识，了解酒的年份与产地的差别，碰到好酒从不肯放过，虽然酒量并不大。于是我把喝了一半的白葡萄酒置一旁，端起这杯红酒，像法国人那样装模作样地闻一闻，晃两圈，再小口尝一尝。我尝红酒的动作被索罗斯看在眼里，等我放下酒杯转过脸来，发现他正注视着我。不知他针对我，还是真不愿浪费他的好酒，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醒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助手说，不要把红酒剩在杯里，应该喝掉它！酒过三巡，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索罗斯。他看上去没有大亨的架子，言辞也不咄咄逼人，倒像一位忠厚长者。整个会见中他都显得很谦虚，向中国经济学家讨教中国问题。他讲到十几年前就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改革，并资助中国政府官员到美国、匈牙利考察。后来把目光转向东欧，对中国了解就少了。今年他要重返中国，应一家机构的邀请到北京讲课，同时参加他的新著《开放的世界》中文版的发行。
会谈气氛是轻松的，但看上去索罗斯对今晚会见有相当程度的准备。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政策，到中国的金融风险，他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得缓慢而有针对性，涉及中国改革的问题。他甚至提起十多年前去北京，在我们公司大楼里吃过饭。他向我开玩笑，不知你们的菜是否做得和以前一样好。索罗斯十几年没去中国，没机会与中国公司打交道，却准确地叫出我们公司的名字，令我吃了一惊。这次谈话看似轻松，实际上，他是有备而来的。
没见到大鳄的狰狞面目
其实，中国以至亚洲的商界、金融界，对索罗斯了解不输美国人。我15年前就闻其大名。他出身于匈牙利的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二战时期不得不伪造身份证，后来移民美国，白手起家，几十年中建立起一个金融帝国。
同美国金融界大亨巴菲特不同，他不仅有哲学家的思辨力，还有强烈的政治企图，一直从事风险极高的金融炒作。他在金融界获得巨大成功后，试图以个人力量来改变其他国家的颜色。十几年来，他参与多个东欧国家改革，包括俄罗斯，期望在其国有化向私有化的转型中牟取暴利。他管理的“量子基金”是对冲型基金，最辉煌的战绩是1992年打败英镑，加速了英镑的贬值，短短几天内赚了10亿美元。但近年来他在生意场上不走运，俄罗斯卢布贬值丢了一笔钱，亚洲金融危机中也蒙受损失，而且在新旧世纪之交，没能抵御住网络科技股的诱惑，在泡沫破灭之前高价入市，赔得一塌糊涂。
亚洲决策者对索罗斯印象基本是负面的，这与欧洲人不一样，没有哪个亚洲国家像前苏联、东欧，请索罗斯设计私有化方案，咨询金融自由化政策，也没有哪个亚洲国家欢迎索罗斯前往其资本市场炒作。索罗斯是不请自来，他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炒作，使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股市元气大伤，他们的政府和投资者至今心有余悸，称索罗斯为“金融大鳄”，吞食他们的财富。亚洲国家认为索罗斯传播的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而是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多个场合把索罗斯骂得体无完肤。
今天我在其家中见到的索罗斯既没有金融大鳄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哲学家的尖刻言辞。我粗读过他的书，知道他笔锋犀利，原以为文如其人，说话与文章一个风格。我本想问他有关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请教他在亚洲失败的教训，甚至期望着主客之间一场论战，因为我们毕竟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但那天晚上的气氛实在平和，索罗斯谦虚的态度令在场中国客人感到不适宜提起这类话题。
“谢谢你的观点”
不过，索罗斯餐桌上的一句话还是引发了我对美国人的不满。索罗斯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
我那时正酒足饭饱，顺势接下他的话题。我回答说，不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看法变了，而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看法变了。中国的报纸现在谈到美国时，不会加上一个定语———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报纸谈到中国时，常加上定语———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美国人目前的意识形态色彩比中国人重。
然而我转了话题，说美国不是一个自由经济国家吗？可是中国人想来美国，签证都办不下。我本人的工作签证屡屡被拒，美国移民局认为可以越俎代庖，代中国跨国公司决定派驻美国的人选，他们随便拒签中国人，而对其他国家却不这样。
索罗斯安静地听着，看上去很吃惊，也为我的遭遇大惑不解。他满腹疑惑地问，难道美国政府真这样吗？我没有继续旁征博引，没告诉他，面前这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来美国前，因怕签证办不下来，迟迟不能确定行程。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美国还有一批中下阶层追随这些人的论点，人云亦云，他们既没有到过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就把中国想象得一团糟，今天还有美国人问中国妇女还缠足不缠足。
与这些人比，索罗斯真算强多了。他经历过死里逃生，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在俄罗斯蒙受巨大失败，在亚洲遭到巨大抵抗，仍不改拯救世界的抱负。现在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暗示由于美国政府的错误，失去了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俄罗斯。他在《开放的世界》一书中，特别写到前苏联改革高级官员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面对美国人的傲慢无礼，备感屈辱的回忆。
会见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夏日的夜晚凉下来了。我喝干杯里最后一口葡萄酒，随同国内的客人，向索罗斯告辞。他握着我的手，眼睛盯着我认真地说：“谢谢你的观点。”我看到这位曾经打败英镑、重创亚洲金融体系的老人，目光中竟一片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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