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七月下旬到云南，恰巧躬逢两大盛事。皇马足球队来昆明训练，全国企业家论坛在弥勒举行。海尔的张瑞敏等三百多名响当当的新贵云集云南小镇。萧今约我和立立去旁观，长见识。本来就约了沈志华、李丹慧、谭琛、李楯，去世外桃园般的云南红酒庄小住。有萧今、克钢这般慷慨好客的朋友招呼，在万亩葡萄园中做神仙，美哉！酒庄坐落于小山坡顶，四围群山叠翠，白云缭绕；对面斜坡上葡萄田仿佛出自艺术家的手笔，红土地上，米灰色的葡萄架格出的淡绿条块，一直延伸到目之极处。清晨漫步园中小径，两侧藤架上，枝叶招展，沉甸甸的葡萄藏挂其间，路旁蔷薇花上露水晶滢。谷底数十亩荷花正当时，荷叶或舒或卷，美人腮一般粉红的花朵，孤标的花蕾，各具姿态。鸭群在垂柳下悠悠游过，划出水波涟涟。而最为醉人是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气。

　　主人三餐招待的饭菜，清淡鲜美。夜，又黑又静，抚人入梦。此行原本只打算充分地休息、放松。第二天却因偶然的机缘，走进一段悲怆的历史。

　　右派拓荒碑

　　今天这片诗意盈盈的土地上，劳动者渐渐富裕了。众多数农场职工五年内都有了积蓄，盖了新房子。半世纪前这里则是人迹罕到的瘴气之地。沼泽地、荒丘之上，荒草没顶，荒野四周几户农家挣扎度日。传说有农妇背着孩子下地，将小孩放在包谷地头，转眼间，孩子已被狼衔走。

　　1958年春，上仟人背着行李，从昆明被发配至此。其中二百多人刚刚被贴上“右派份子”的罪名，从此须低头做人。到南乡坝的右派中有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在袁隆平之前便开始研究三系杂交水稻的谢含秋；中国第一例成功断臂接驳的麻醉专家胡同增。成就骄人而傲视同行，或遭人妒嫉的专业人仕，最易沦为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万万想不到，为战乱后的新中国“攀顶科学技术高峰”正雄心勃勃之时，因开会时说了几句话，便一下子跌进深渊；从此告别亲人，离开自己视为生命般重要的事业，来此拓荒。锄头把一握十多二十年，待重新执起早已生疏的业务，当年的雄心与梦想已化成痛苦的回忆。

　　58年春，霜风凛冽的荒野上，走在右派行列还有一批不寻常的，穿着草绿色军服的原军人。军徽在打成右派后被摘下了，仍习惯地迈着行军步伐。其中一位原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曾是军中著名的演说家，20多岁便当上团政委。运动开始他当上了整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亲自指挥“揪”出许多右派，最后却因“过早暴露中苏分岐”的罪名，自己被请入瓮。他的“罪名”言之无理，领导网开一面，通知他说只须认罪，便可回部队，但这一位年轻军官宁死不认罪，在农场赔上了他的青春。

　　“右派份子”满心屈辱，在茅草丛中辟地开荒。两肩双手被扁担、锄头几度磨破，直到忍受哀痛的心、负担重担的皮肉都长出老茧。冬夜毖缩在穿风漏雨的茅屋里，夏日顶着高原的毒日头垦荒。辛苦劳作的日日夜夜，对用钟表计分秒的知识分子，比观天知时辰的农民，更为漫长，更难担待。

　　事后回忆起来，吃苦受累的开初几年原来竟是好时光。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间多一份亲切感。苦中作乐者大有人在。傍晚，把皮鞋擦亮，男男女女结伴去散步，肩挎手风琴，边走边唱，似足那个年代苏联电影中，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标准镜头。四周村落中的农民，并不知何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称他们为“老工人”(中国大陆城市人一贯称农民为老农民)，村里的年轻人、小孩尤觉新鲜，“走，听老工人唱歌去！”成了村民晚间的节目。

　　最为称道的是“老工人”的演出队。被打为右派人中，不乏各行业中才华出众的精英，包括演艺界的名角。一位才貎双全的女孩李敏，曾任云南省歌舞团首席小提琴手。她写信给男朋友，说了对政策不满的话。男朋友为表现对党忠诚，把她的信交给上级。她因反党言论定为右派。农场话剧队《红岩》到全省各地巡回演出，叫好叫座。剧中最敛人热泪，是一名在狱中出生，七岁男孩“小萝卜头”。今天在云南红酒庄给我们讲农场史的刘场长，即是当年的小角色。他的父亲倒非右派，因政治问题，调到农场任苦差。农场演出队外巡，右派站在舞台上接受掌声，宠辱皆忘。白天翻山涉水，情绪高昂，右派叔叔阿姨用自行车推着“小萝卜头”赶路。他开始明白这些善良、博学的右派决非图谋不轨的坏蛋，从此学会脱离政治教条去思考和行事。

　　有一年地区专业演出队来巡演到农场，当晚农场业余演出队先表演几个小节目助兴，结果专业队不想再度尝试相形见绌的滋味，取消了原定的另外几场表演，第二天就走了。那时在农场演出队跑龙套的刘场长回忆起此事来，津津乐道。

　　流汗流血也还听得到歌声笑语的日子，到1963年就结束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收割甘蔗每人定额15亩，须在半夜动手，天亮时砍倒5亩才能完成。没有米，没有油，食堂里只供水煮南瓜，水肿病令一个个劳工倒下。到文革开始，恐怖气氛似早年的瘴气，弥漫在农场中。那时还是孩子的刘场长最害怕夜晚到来，被斗者的惨叫，不似人声，夜幕下的南乡坝似地狱般令人毛骨悚然。刘场长记忆最深是他当年十分敬重的王浩忠的斗争会。周围的村民，农场职工全被集中起来参加。台上矮个子，秃头的王浩忠跪在一张条桌面前，两边的打手好似在比武，将他从桌子这边打过去，另一边又挥拳挥棍再打过来。王的叫声好像屠刀下的牛吼，响彻夜空。王曾是智勇双全，英雄似的人物。1949年，立下奇功当上区委书记时仅十八岁。那年区公所被百多土匪包围了5天5夜。王跳进粪池，染一身臭，装成疯子逃跑出来，夜奔80公里，到边防哨所求救，话未说完，晕倒在地。天不怕，地不怕者，掉到政治陷阱的机率也最高，沾上的味道，可追随你一世。有个年青的北师大毕业人陈红映，斗争会上被打得挨不住了，大叫“别打我，我当过华国锋的秘书”。那时华国锋已是国家主席，群众以为他乱说，后来查他的档案，才知是真。

　　划为右派，打入另册，便难成家，何况来到荒茅之地服劳役。1958年来到的右派中，最年轻的是十七岁的中专生杨体极。78年连他也年近四十，而当年二十多岁的便已半百了。成家无望的单身汉中约10%左右娶了当地的农家女。最动人的故事是老黄与小王。村女小王喜读小说；老黄不仅有藏书而且能传诵故事，引导听众进入回肠荡气的境地。不知不觉中，小王自己进入了文学经典中描述的，令人陶醉的爱情境界。对象即知识渊博，身世凄凉的老黄。她常到老黄处做饭，浆洗缝补；老黄感激不尽，用一个个的小说故事来报答她。小王的父母察觉不对，禁止女儿与他接触。且不说右派是下等人，老黄比小王的父亲还长两岁，成何体统。多番禁止，更令文学故事活临活现。那年隆冬时节，家人先把小王毒打一顿，然后要她脱光衣服，跪在玻璃碴上。半夜，小王翻窗逃跑，直奔老黄住处。老黄被小王的大胆吓得魂不附体，找当时的生产队长(即今天对我们说故事的刘场长)求救。清晨，王家不见了女儿，邀约了40多亲友到农场支队部要人。刘队长找来30多农场青壮来助阵。气愤、激动的王家亲友虎视之下，一群农场小伙子陪着小王走进来。她裹在老黄的军大衣里(那个年代中国大众过冬的“制服”)，面无惧色，走到老黄身边，挨着他坐下。老黄本能地一退，小王随之移位，贴近自己的爱人。“如此勇敢的女孩！”刘队长心中大声叫服。老黄吓得面如土色，若不是刘队长摆出威严，临时组成的护卫在场，他恐已被撕成碎片。

　　刘队长(别忘了他曾是话剧队员)先让各方陈情。小王父母轮番痛骂，发咒不会让女儿跟这老右派。老黄说他俩虽往来，却从未越界，他也无非份之想。轮到最关键的当事人小王开口，她只说了一句话：“打死我也要嫁给他！”全场静无声。

　　刘队长下判词道，国家法令婚姻自由，没限年龄差距，今天你们若反对，便是违法。看到女儿赤身上已披着男人的衣服；这次不嫁，以后恐怕也嫁不出去了。代表上级权威的队长撑着不孝女的腰，王家也只好忍了这口气。老黄原是作物专家，上了王家的门，帮他家打多了粮食。我们几个听众，都心生好奇，想去探访这位勇敢无比的女子，原来他们已搬离农场。也罢，故事到此算是有个好结局。探究下去，是何结果还难说。

　　人类未开化时代株联九族的统治手段，并非已成历史。不少右派一旦罗罪，便提出与太太或丈夫离婚，以保对方及子女清白。吉正明当上右派时，太太怀孕，夫妻为孩子前途，忍痛离婚。十八年后女儿写信来认父，太太离开都市，来农场陪他务农。可惜不是每个辛酸的故事都有此结局。

　　“摘帽”右派本来可回到原单位，仍顶着“摘帽右派”之头衔，低人一等。63年后摘了帽也仍须留在农场劳动，成为基本职工，每月可拿微薄的工资，但无须再向领导报告自己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爬出地狱的“解放”之感。总之，“摘帽”几乎是所有右派的人生奋斗目标。为了表示自己悔改的决心，争取摘帽，右派干活卖命，积极者近乎疯狂。为了表现不怕脏，女右派用头巾去包裹牛粪，送肥料。病了、伤了一样下地劳动，以证明奋不顾身、赤诚。每人每月一次汇报自己的表现，肯定优点，检讨缺点；然后从小组到队、到场，级级评议、为每个右派打分。文化大革命之前，一年一度摘帽大会是农场的年度盛事。农场开大会，上仟人分左右两边坐下，中间一条通道，右边是右派，左边是职工。会上领导宣读被摘帽者的名字，道：“你被摘帽了，可回到人民中间。” 点到者，当场起立，有的喜极而泣，有的面无表情，迈出多年来最轻松的一步，跨过中界，坐到左边来。

　　吴汝才原是朝鲜战争中二级战斗英雄，不知是说了什么话得罪了班长，或是为了填满当时“分”给部队的右派名额，当上右派。妻子带着六个月大的儿子和他离了婚。他不要命地表现自己，在地里干活像在战场上一般奋勇，浑身肌肤筋肉，练得如铜似铁。挨过漫长的十五年，终于因出色的劳动而获“摘帽”。他被分配去养猪，人也住在猪厩旁。摘帽当晚，他来找那时当队长的刘，激动不已地说：“我有重要的东西给你看。”刘随他去到猪厩，他打开包在层层破布里的珍藏，一套志愿军装，一枚战斗英雄勋章，还有16年前他写给襁褓中离别的儿子的一首诗。大意说一生磊落，坚信不会令儿子蒙诟。想到有朝一日与儿子相见，眼前的艰辛都可忍受。刘队长多番打听找到他前妻和儿子住在石屏县，陪他前去相认。他一路小心翼翼捧着多年藏在身边、装在心里的包袱。想到就快看到长成少年的儿子，压制不住地兴奋。对今日的憧憬支撑他熬过十五载的屈辱与千辛万苦。两人好不容易找到门上。前妻拒见。吴汝才说，她已再婚，我也料到她不想见我，我只想见见儿子。儿子也不肯见。吴汝才请刘把他的宝贝包袱交给儿子，“看到这些东西，他不会不见我。”包袱递过去，劝说再三，儿子还是不肯认父。回程路上，吴一句话也不说。到农场，他挟着包袱，独自走回猪廐旁黑乎乎的小土屋，人好象顿时矮了一截。故事讲到此，刘场长己鸣咽不成声。

　　他90年当上场长，第一桩心愿便是为二百多名死在这块土地上的孤魂竖一块碑，同时也纪念那些因言治罪在此服劳役的人，为他们的后代留下抺不走的印记。

　　凌乱的小公园里，玫瑰、石榴花带着雨露，从未加修剪的杂树丛中伸出头来。刘场长一路解说当年如何带头把个人积蓄捐出来，领着农场职工挖土，辟水池，种荷花。他指着仿传统园林建的回廊说：我们工艺高超，没有用一枚钉子，然后笑着揭开谜底。五彩故事漆画之下，是水泥铸件，而非木材。

　　大理石底座，托着巨大的红沙石块砌成的四面浮雕，约八米高，两米阔。纪念碑表达出丧失了做人尊严者内心的骄傲和响往。中国近代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在离发端地万里之外，边远的高原小镇上，人迹罕到的角落里，竖着仅有的一块右派纪念碑，碑文道：

　　“困惑、沉重的的一九五八年伊始，一批被错误戴上各类“帽子”的知识分子和下放干部来到这里，以后又陆续来了个旧、昆明、成都、上海、重庆的知识青年，他们同本地职工及从外地调入的职工一道，历尽千辛万苦、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在二十一年漫长的岁月里，把当时这片荒草没人，豺狼横道的南乡坝建成了稻谷飘香、瓜果满园的富饶农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他们才先后离开这曾经为之付出青春年华和用血汗浇灌的红土地，有不少人中途倒下，长眠在这里。”

　　一段笼统的悼词，未提及他们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还是饥荒年月饿死、或缺医少药病死、劳役过重累死。碑揭幕之日，请来了幸存者及死者的亲属数百人，碑文读罢，恸哭声直上云霄。

　　歌舞升平之夜

　　故事听完，拜了墓碑，泪洒过，饭桌前坐定。一幕幕感人情景仍在心中盘旋。“让我来写一部电影剧本：黑云下红土地上的爱情”，志华举手报名做一号男演员；多多柔声道：“我做一号女演员，”两人年龄倒是相当，可是志华又高又宽，怎似食不果腹的中年右派份子？众人说笑一会，沉重的心情抛入九霄。那一天，天空阴霾，黑云重重，阵阵雨压破云层浇下来。

　　这天本是酒庄的大日子。克钢邀请了难得光临云南的数百企业家来做客。篝火晚会用的木柴堆在墙脚根，红地毯卷放在大厅里，带着雨珠的串串葡萄等候客人，烤羊肉香味四溢。丝竹声从何处飘出？酒厂演出队大概还在做临场排练。然而此时地上的声、色、味烘托不住喜庆，只因为天上乌云不散，长街宴、篝火晚会，没有天公的批准只能作为遗憾留在记忆里。我们这些“内客”和主人一样忧心忡忡。我站到大院当中观天象，叫小天天一齐来“吹云”。“云走东，有雨变成风，来，一齐用力向东吹气，”“那云走南呢？”天天一贯地要追根问到底，“有雨下不长，”“走西呢？”“骑马披蓑衣。”“走北呢？”“有雨下到黑”，“快用力吹，”她扬起脸，狡慧地笑着，加入游戏。

　　近黄昏，雨暂歇。酒厂参观归来，彩霞映红天际。晚会己开始，客人正观赏酒厂演出队的民族歌舞。演员平时便是工人，俏丽的报幕女孩前一天与我们同车来，充当导游。一台演员具专业水准，又存泥土气息。如果不是故意模仿北京舞台的做作腔，又穿着尽量少用布料的服装，一定更为可观。

　　主人竭尽娱客之能事，美食美酒，歌舞杂技，篝火烟花，样样齐全。高潮是宾主同乐，围篝火，伴着大三弦锵锵的节奏起舞，参与有魔术般效果的“阿细跳月”。大多数客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站在一旁观望。篝火映红一张张喜气洋溢的面孔，从面前摇摆着跑过；不知不觉中，一个随一个被吸入舞者行列，随着三弦那不合常规的六拍节，笨手笨脚地渐渐跟上音乐，然后融进舞蹈；不仅止手、脚，连身心一齐进入欢快，忘我的状态。

　　曲终人散，已至零晨，一行人兴致未泯，回到大厅。我带头并萧今、立立、丹慧在内的一堆平素斯文得体的女生，大跳彝族烟盒舞，蹦跳、旋转，忘了岁数。待坐定，念起上午听到的动人故事，“咦，不如演给你们看！”两位男女角早已报名，我理所当然扮演“小王她妈”。三人的即兴台词，句句精彩。后来看到“剧照”，他俩七情上面，表演逼真；我则笑得像个傻婆，完全没能入戏。最佳台词是丹慧的旁白，她指着扮“老黄”的志华说：“大家不要以为他胖，他这是吃不饱得了水肿病。”

　　我的眼泪都笑出来了，那是轻飘飘的几滴，不似若干小时前在右派碑前落下的苦涩的泪水。原来想不必画蛇添足，文章用上午的泪珠做句号。但那样又做作得似北京的舞台了。

　　葡萄藤的传说

　　1998年克钢以香港投资人的身份来到，刘场长讲完南乡坝辛酸故事，带他来看右派纪念碑。他绕碑三圈，默默鞠躬。那时农场的葡萄酒生产凋零，五、六年后，“云南红”酒成了国内佳酿。人为与天意，究竟各分多少，无人知。其实“云南红”还有另一个近乎神秘的源头。

　　食用的酿酒用的葡萄在西方早已分流。“云南红”用的玫瑰蜜葡萄却仍然清香可口。故事的场景来到云南西北角，梅里雪山脚下，藏民居住的村庄中。葡萄是由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从欧州带来。今天已没有人知道法国传教士如何揣着葡萄藤长途拔涉，怎么能在数月的旅途中不至枯死。葡萄又何以熬过雪山下零下几十度的严冬？可追的线索是一位云南植物学家五十年代来到茨中，看到法国葡萄在此生根，大为惊讶，摘了一枝种在自家园中，其后他被打为右派，接下去的故事便可以想象了。

　　1846年第一批传教士，三个意大利年轻人，翻山越岭来到海拔近4仟米的德钦，皆被杀。半年后又来了七位，只有三人逃出生天。之后教会再派来九位法籍、意籍传教士，他们先集中训练学藏文，藏民习俗，来到茨中村。这批异族、异教信徒的友善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终在此落脚，办班教村民学藏文，为村民治病，然后建了教堂，布道。一百年后，许多村民改信天主教。传教士背着药箱远走村寨行医，宣讲卫生常识，周围未信教的藏胞，也视他们为善人，来此求医。49年后，政府渐渐赶走外国传教士，茨中的教士到1953年接到驱逐令。清晨，倾村出动送别，陪着神父、修女上路。村民倾其家中最好的干粮、青稞酒、自己腌制的腊肉“瑟琶肉”背在身上，走了整整五天。远行者与送行人都明白这是生离死别，妇女绞下长发，铺撒在传教士将踏过的小路上。听闻古今多少离愁别恨，哀我心者，莫过于此。七十二尊传教者的墓却永远留在德钦，逝者年龄在27至36岁之间。

　　分别在即的两族人中，有一对恋人。束发为尼的法国修女，和高大英俊的藏族青年。为神、人不容的恋情此刻得到了大家的同情。修女将一口酿酒锅送给年青人。近半世纪后，破了教规的恋爱成了当时教会与藏民密切关系的标志，早逝的修女之亲朋及教会中人来到千万里之外的小村中，想看看那一口锅和它的主人。老人五十年来，一直将它放在床底枕头下的位置，当是枕着自己的亲人。酒厂很希望得到这口象征“云南红”源头的锅，出优厚条件要他出让。他不肯。说自己的六个儿子，孙男、孙女，都不及这口锅珍贵。酒厂怕老人百年后，锅将不保，终于千方百计说动了老人。刘场长拿着锅出了门，回头看见身高1.9米，长发长须的老者立在门框正中，松明柴火红光照映下，泪水如注。

　　酒厂今年新建成酒窖，面对爬满葡萄藤的山谷，远处是幽幽起伏的山峦。酒窖顶的空地上立着一块巨型沙石浮雕。只有知道在葡萄园的红土中凝着谁的血汗，葡萄汁里溶进了多么遥远的期盼，才会明白天南地北不相干的人物，何以汇聚在眼前同一幅图画上。

　　* 文章写罢，不甚满意，总觉得缺少切肤之痛。傍晚去海边散步，想起其中一个故事，伤心不已。

　　无知的少年那，
　　你就见他一面，喊他一声‘爹’吧。
　　蒙十五载冤，受十五年苦
　　熬过十五个漫漫的寒与暑，
　　心中只盼着有一天
　　父子相逢。

　　无知的少年那
　　你看一眼这套崭新的军服吧
　　寒风吹透他的单衣
　　破衫破裤补了又补
　　他舍不得穿，等着有一天
　　交到你手中。

　　无知你少年那，
　　你收下这枚勋章吧
　　这是他悄悄珍藏的一点尊严，你
　　是他的命！

　　2004，11，香港中文大学

　　注：沈志华，李丹慧为正儿八经的研究访问刘厂长，我的故事是坐在一旁听来的。史料将以他们的研究发表为准。

　　点击注册酒圈网会员，注册会员即送酒圈网红包，可抵价等值现金，不限产品，全场通用！需要了解更多的葡萄酒相关产品信息，可以查阅酒圈网相关产品频道，在首页左侧的下拉菜单中，有各国各个产区数千个酒庄的产品。需要了解更多葡萄酒知识及酒类资讯请查阅酒圈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