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种植户刘善辉在君顶酒庄的磕刘村，家有10多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看到当地葡萄酒产业很兴旺，刘善辉便琢磨着种些葡萄。但美好的愿望很快夭折，“当时各家各户都是自己找酒厂卖葡萄，遇上不景气的年份根本卖不上价。而且管理技术跟不上，力气用了不少，收入反倒少了。”一气之下，刘善辉把葡萄地给刨了。

　　2005年，中粮君顶酒庄在保证土地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成立了君顶酒庄葡萄生产合作总社，农民土地按土地质级及评价折算股金入股，逐年按股权数支付定期股息和分红。

　　刘善辉家的10亩地入股，他次年就拿到5000元分红；土地入了股，刘善辉和妻子分别成了君顶酒庄苗木公司和绿化部的员工。

　　像这种土地成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农民成为按月领薪的企业“工人”的农业企业化模式在蓬莱极为普遍。到目前，涌现出中粮长城、张裕、华致、华东、康达等一批葡萄酒生产企业，发展葡萄种植基地12万亩，带动了15万农民成为企业“工人”。

　　目前，在烟台地区，还有果农发展的分散葡萄园、集体所有制发展的葡萄园、个体大户发展的葡萄园以及中粮君顶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这些模式共同构成了烟台的酿酒葡萄基地发展模式。

　　其中，中粮君顶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颇具创新特色。君顶酒庄创造性地使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一举“兼并”周边18个村的2000多户农民，将农民变成合作社社员，土地、劳动力、农民生产生活与酒庄紧密结合，不仅提高了农户生产生活水平，酒庄发展也具备了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基础。刘善辉就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之一。

　　合作社根据《农民合作社法》，建立《合作社章程》，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份，平均每亩土地使用权折价1.6万元，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合同，年底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股息，每亩获分红500元，一般农户10亩土地就可得分红5000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基础上，合作社在配套水利、葡萄苗木、技术管理、统一分配生产资料等设施完善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管理，农民成为基地“工人”，负责生产管理，合作社按保护价从农民手中收购葡萄，保证农户收入。

　　在生产方面，合作社除为社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外，把销售收入的0.5％拿出来，连同社员每亩缴纳的60元，共同作为社员的生产风险基金，用于补偿农民灾年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

　　在这种模式下，土地在合法有序流转中，农民的土地、劳动力与优势企业的资金、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

　　农民通过加入合作社，由过去的“单干户”变成“社员”，成为合作经济组织中的股东、葡萄种植园的基地工人，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企业依托合作社这一经济组织，建立自己的葡萄种植基地，与农民结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如今，依托君顶酒庄，其周边的12平方公里土地成为标准化绿色“车间”，2000多户村民陆续搬进农民新村，4000多名农民成为企业工人，18个村所有60岁以上老人实现了社会养老。

　　这种新型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是密切农企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双赢局面的更好选择。龙头企业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密切企业与种葡萄农民关系的中间组织，是一个以资金和土地承包权为纽带，产权明晰、经营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是一个把农民的土地、劳动力与企业的资金、技术、服务、品牌和市场有效配置，实现农民的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有机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农民既是合作社的股东，又是合作社的劳动者。合作社为果农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了单个户想干干不了、不会干、干不成的问题。龙头企业依托合作社，有了稳定的、符合品质要求的葡萄原料，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基础优势。三方关系互为依存，相互促进。这种一体化经营模式，把公司与农户“订单式”、“会员式”的半紧密关系变成为“股东式”的紧密关系，为农民与企业联手、共同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提高种植技术与管理水平

　　季兴典介绍，蓬莱葡萄与葡萄酒局明确认识到，建设配套基地的原则是“提高土壤改良质量、加大嫁接苗种植面积、推广单干双臂架式、提倡适宜种植密度、注重种植后的栽培管理”。

　　烟台地区沿206国道两侧规划建设了集葡萄种植、葡萄酒生产和生态观光旅游为一体的18公里葡萄产业带，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土质条件分别种植赤霞珠、蛇龙珠、贵人香等红、白葡萄品种，并严格实行区域控制，真正实现品种的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葡萄品质。

　　让农户可以大展拳脚的，还有基地的技术支撑。近些年，上到政府下到当地企业，聘用了一大批博士、科研专家。

　　这些优势带给产区的不只是优质的葡萄原料，烟台地区的葡萄种植业从根本上营造出了自我特色，从而塑造了如今品质优秀、富有特色的烟台葡萄酒。同时，烟台地区葡萄种植者们的收入得到了提高，葡萄酒企业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提升。